金财顺 1978年京西宾馆那场会议上，陈云当众“放炮”，汪东兴被迫检讨

中央工作会议的36天

这个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预备。我们现在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重要，说改革一般从三中全会说起，很少有人提到这个中央工作会议，有点冷落了这个重要会议。

中央工作会议会场

1978年的11月10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举行，这次会议参加了212人，各省、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参加了，分成六个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中南和华东。这次会议的议程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商定1979、19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华国锋主持会议，他同时宣布了政治局的一个决定说，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先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在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明年一月份开始，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听起来很不错。

但是绝大多数与会者却不是这么想的。文革刚刚结束，抓建设当然是对的，但是，不搞清楚历史遗留问题大家气不顺。所以，会议并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实际上主要讨论的是一些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有对几个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意见，以及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关于中央人事的调整。

会议原来打算开20多天结束后，再隔一段时间开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由于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会议的时间一再延长，12月13号闭幕以后还开了两天，到12月15号结束，实际开了36天。36天里有中央的全会，更多的是分组讨论。

最开始放第一炮的是陈云。11月12号，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有力地解开了被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捂着的盖子，改变了整个工作会议的进程。会议是有简报的，陈云资格老威望高，说话很有分量，他等于是点了一把火，接下来燃烧了各个组。华北组谈到了“61人叛徒案”，“四五事件”，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西北组的同志认为，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中央不正式表态，干部群众有抵触情绪，最好能在谈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前，就把这些问题讲清楚；西南组的同志在发表发言说，陈云讲的这几个历史遗留问题，影响都比较大，希望中央明确一下；华东组也有很多人支持陈云的意见。

小组会的发言，通过简报等渠道反映到中央政治局各常委那里，大家认识到，不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很难统一大家的思想，集中大家的智慧。所以11月25号，华国锋代表政治局讲了九个问题，其中七个是重大历史问题的平反，比如说四五事件，反击右倾反案风，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的问题，陶铸的问题，杨尚昆的问题，特别对康生和谢富治的问题有太多的不满。

老一代革命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讲到健全党内民主的问题时，粟裕发言说，林彪“四人帮”长期凌驾于党之上，重要原因是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谭震林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讨论，吵嘴，那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要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徐向前在发言中说，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诉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全讲出来。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民主的态度，讨论的氛围越来越热烈，除了讨论如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批评了一些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且批评的得越来越尖锐。其实，提出了历史遗留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很自然的就会联系到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会有阻力，阻力来自哪里？对四位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以及十几位部门的负责人，各个小组都有人揭发他们的问题，对他们的错误提出批评。汪东兴当时身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等许多要职，直接分管中央各个专案组和中央宣传意识形态的工作。在涉及冤假错案的平反，提出“两个凡是”，压制真理标准讨论以及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都起到了特殊的阻力作用，自然成为批评的重点。到会议的后期，汪东兴对许多问题已经根本无法回避了，所以他在12月13号，就是会议闭幕时，以书面形式向会议提交了检讨，表示：我所担负的职务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名不副实的，恳切请求中央免去我的一切职务，得到中央决定后，认真地向有关同志移交。

有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起来就顺畅多了。